自从我拜读了本杰明·格雷厄姆（Benjamin Graham）的著作《聪明的投资者》（The Intelligent Investor）之后，他便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。此后我一直想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念书，因为他在那里担任教授。当我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，回到奥马哈，并开始推销证券之后，我仍没有忘记他。在1951年至1954年期间，我老是打扰他：经常写信给他讨论有关证券投资的想法。后来我收到了他的一封回信，他在信里说：“你下一次来纽约的时候，请来见我。”
于是我就去见了他，他聘请我在他和杰里·纽曼（Jerry Newman）共同负责运营的格雷厄姆-纽曼公司工作。大家都声称是阿尔弗雷德·温斯洛·琼斯（Alfred Winslow Jones）开创了对冲基金产业，但格雷厄姆-纽曼公司的姐妹合伙制投资公司——纽曼及格雷厄姆公司（Newman and Graham）实际上是比琼斯公司更早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。我和当时已怀孕四个月的妻子苏茜（Susie）及女儿一起搬到纽约州怀特普莱恩斯（White Plains）。每天早上，我上班都是坐火车到纽约市中央车站（Grand Central）。
我在那里工作的时间很短：第二年，当我25岁时，格雷厄姆先生（那时我就是这么称呼他的）告诉我说，他打算退休了。事实上，他告诉我的不止是这个消息，他还向我提供了接替他的机会，杰里的儿子米奇（Mickey）担任新的高级合伙人，而我担任新的初级合伙人。格雷厄姆-纽曼公司是一家规模非常小的基金公司——管理资金只有六七百万美元，但名气非常响。
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。这是我接替自己偶像的机会——我甚至把我大儿子取名为霍华德·格雷厄姆·巴菲特（Howard Graham Buffett）（霍华德是我父亲的名字），但我也很想返回奥马哈。那时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我每天早上在上班途中都一直在考虑告诉格雷厄姆先生我打算离职。但是，我很难做到。
问题是，当我从大学毕业时，我手里头有9,800美元，但到了1955年年底，我拥有的个人资金已增加到12.7万美元。我当时想，我要返回奥马哈，选修些大学课程，并且阅读大量书籍——我打算退休！我想我们每年有1.2万美元就够生活开销了，而凭借我已拥有的12.7万美元个人资产，我可以很轻松地赚到这笔生活费。那时我对我的妻子说：“复利能保证我会发财致富。”
我的妻子和孩子先我一步返回奥马哈。而我则坐上汽车，在往西返回奥马哈的路上，顺道拜访考察那些我有兴趣投资的公司。这是尽职调查。我在宾夕法尼亚州黑泽尔顿（Hazleton）停留了一下，拜访了杰都-高地煤炭公司（Jeddo-Highland Coal Company）。在密歇根州，我走访了当时正在进行破产清算的卡拉马祖炉灶公司（Kalamazoo Stove & Furnace Company）。我去查看该公司待售的公司厂房看上去情况如何。我去了俄亥俄州特拉华市，查看格雷夫兄弟制桶公司（Greif Bros. Cooperage）。（现在谁还知道制桶这门行业呢？）该公司董事长与我会了面。我事先没有预约，只是顺道拜访而已。我发现，人们总是愿意与我交谈。所有这些人都对我给予了帮助。
在奥马哈，我租了一幢房子，地址是安德伍德大道（Underwood Ave）5202号，那时每月租金为175美元。我当时对妻子说：“我很乐意购买一幢住房，但那样做的话，就像是一个木匠卖掉了自己的工具箱了。”我不想用光我的所有资金。
当时我还没有计划创办合伙制投资公司，甚至也没想找份工作。只要我可以自行操作投资，我就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。我当然不想再向别人推销证券了。但纯属机缘巧合，当时有七个人，其中包括我的一些亲戚，他们对我说：“你以前卖过股票，我们希望你能告诉我们该如何打理自己的资金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不打算再卖股票了，但我会像格雷厄姆和纽曼那样，建立一个合伙制投资公司，如果你们想加入的话，就可以加入。”我的岳父、我的大学室友及其母亲，我的姑妈爱丽丝（Alice），我的姐姐及姐夫，我的律师都签约加入。我也投资了100美元。这就是我创办投资公司的起步——纯属偶然。
当我成立这家合伙制投资公司时，我们共进了晚餐，这七人再加上我——我99%确信那顿晚餐是在奥马哈俱乐部（Omaha Club）。我花49美分购买了一本账簿，他们带来了各自投资的支票。我在收下他们的支票前，先向他们分发了用复写纸滕印的半页纸，上面列出了我所谓的基本原则。我说，“有关合伙制投资公司的法律文件有两到四页之多。对此不必担心。我会完完全全地告诉你们这些文件里有些什么内容，以后你们就不会有任何意想不到的相关问题。
“但是，这些基本原则就是投资理念。如果你赞同我的投资理念，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如果不赞同的话，我也对此表示理解。今后我不会告诉你们我们拥有哪些股票之类的事情。如果我因投资业绩出色而应该得到鲜花，那么我希望得到它，而如果我因投资业绩不佳而应该受到警告，那么我希望你们向我扔来的是无核水果。但如果我的投资下跌了5%，而市场却下跌了15%的话，那么我可不希望有人会向我扔水果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会认为自己应该得到鲜花。”我们把一切都谈清楚了，接着他们就把支票递给了我。
我没有向外募集资金，但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也开始向我寄来要求入股的支票。而当时在纽约，格雷厄姆-纽曼公司正在进行清算。在佛蒙特州有一位大学校长，他叫霍默·道奇（Homer Dodge），之前一直投资于格雷厄姆的基金，他当时问格雷厄姆：“本，我该如何处置我的资金呢？”格雷厄姆回答说：“嗯，这个孩子曾经在我这里工作过……”于是，道奇便开车来到奥马哈，来到我当时居住的那幢租来的房子，我那时25岁，看上去像是17岁，而举止像是12岁。他当时问我：“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在帮我家人做这些投资理财的事情，我也会帮你做这些事情。”
虽然当时我并没不知道，但25岁确实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。那年我在改变自己的生活，创建了我的第一家合伙制投资公司，而这家公司最终变成规模相当大的一家合伙制投资公司，它叫做伯克希尔哈撒韦（Berkshire Hathaway）。当时我并不害怕，只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而现在我仍然在做这件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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